我国法律关于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符合世界刑法潮流，契合国情。目前，多数国家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设定在了14周岁（包括）以上。虽然有一些国家的起点偏低，但这些国家都存在独立的少年刑法和司法制度，对实施危害行为的未成年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采取非犯罪化和 非刑罚化的干预处置，依照成年人刑事程序定罪处罚的只是少数案件。自制定近现代第一部刑法《大清新刑律》以来，我国逐渐形成了14周岁、16周岁的刑事责任年龄划分标准。这是在综合考虑我国历史文化传统、地理气候条件、刑事政策、儿童发育情况、受教育时间及社会经历等因素后作出的判断，经过了历史的检验，符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和违法犯罪发生发展规律。

   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主张缺乏实证数据支持，会陷入人类文明越进步刑事责任年龄越应降低的悖论。迄今为止，没有看到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情况的系统统计和研究，校园暴力事件也缺乏统一的报告统计制度，因此不能简单地以媒体曝光的极端恶性事件以偏 概全，得出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数量急剧增多的结论。以此作为实证依据，去修改具有普遍性的法律，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有违科学严谨的立法精神。与30多年前相比，相同年龄的未成年人的发育速度有所加快，但生活成长的社会环境同样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他们学习、实践以及试错的成长期并没有缩短，心智成熟的年龄也未提前。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，恰恰说明了他们辨认控制能力依 然不足。否则，随着文明日益进步，刑事责任年龄会越来越降低。

    降低刑事责任年龄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行为的问题。大量实证数据和研究表明，导致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根源是家庭监护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治理出现了问题。例如，在未管所服刑的未成年人中，多来源于残缺家庭或者留守、流动、闲散、流浪等失 学失管无业的群体，曾深受网吧、酒吧、歌厅等娱乐场所的负面影响。简单地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，不仅难以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，而且是一种回避问题、转嫁责任的做法。对未成年人判处监禁刑，不仅会造成交叉感染，而且不利于修复社会关系。一旦可塑性很强的未成年人被贴上犯罪标签，就容易产生仇恨心理甚至形成反社会人格，重新犯罪。心理学、社会学、神经科学和行为学等研究表明，未成 年人的心理具有易感性、易变性。只要教育和干预得当，绝大多数问题未成年人的行为或心理偏差可以得以矫正。

    儿童利益最大化，就是社会利益最大化；使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未成年人回归社会，才是对社会最好的保护。当务之急应是建立成体系、轻重有别的不良行为早期干预体系，用教育性的保护处分措施，针对性解决未成年人存在和面临的问题，改变目前“一放了之”的局面。

    同时，应当尽快健全法律制度，出台措施，强化家庭监护和学校教育的责任，完善校园暴力的预防与处置机制，整治影响未成年人学习、生活的社会不良环境，加大政府对深处困境的未成年人及其家庭的帮助和支持，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唯此，才是应对和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之正途。